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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名清洁工护工倒卖药盒生财 以生产假药罪获刑

  近日,白云区法院的一宗判决,再次敲响了医疗废弃物品处置监管缺失的警钟。来自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、中山大学肿瘤医院、南方医院的4名清洁工、护理员,向不法分子转卖药盒获利,均犯生产假药罪而获刑。

  连日来,记者暗访了广州近10家医院,发现仍有医院存在管理漏洞,药盒存在无序外流隐患。

  司法界人士认为,此案极具警示意义,凸显了医疗废弃物品管理存在漏洞,医院应切实承担管理责任。亡羊补牢,为时未晚,这一现状亟待改变。

  一个药盒叫价500元

  来自白云区法院的刑事判决书显示,本案线索来源于浙江金华“7·20”假药案。

  经公安机关侦查,发现汪德光等安徽籍人员在广州等地收购进口处方药的空药盒、说明书,黑龙江籍人员在黑龙江等地灌装生产假药,张明福等人在网上销售假药,形成了一个松散型的制售假药犯罪网。

  根据汪德光、王东祥、宋吉田、刘泳平、李清知、李梅等被告人的供述及辨认材料,一条完整的药品包装盒供应链浮出水面。

  2010年初,汪德光找到在中山大学肿瘤医院做清洁工的刘泳平,问她有没有美罗华、爱比妥等抗肿瘤药物的药盒、瓶子出售,价格很高,美罗华一套完整的包装,可以卖500元。从那以后,刘泳平开始收集这些盒子。

  不久,汪又找到了在南方医院做合同制护理员的李清知和李梅。要她们多收集泽泰、爱比妥、美罗华三种药盒、药瓶,还强调药瓶要有盖子,盒子和瓶子的批号要相同,保存得越完整,价格就越高。每隔一个多月,汪就上门收购。

  在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做清洁工的宋吉田“上道”晚一些,汪先让他收集立普妥、波立维药盒。不久,汪拿来更多品种的药盒,要宋扩大收集面。

  据统计,汪向刘泳平买药盒花了25800元,宋吉田这边花了17280元,李梅这边花了17650元。李清知这边最多,有27370元。

  汪德光还不是唯一下家

  在药盒供应链中,49岁的汪德光扮演了掮客这一关键角色。

  他自承,“我平时就背个挂包到各大医院,找医院的清洁工、护理员,告诉他们我高价收购药盒,并留一个纸条,上边有药盒的名字,有收购价格。等病人用完药后,他们多留点完整、干净的药盒、药瓶”。

  拿到货后,汪再向他的“下家”张明福(另案处理)、王东祥供货,赚取差价。

  汪与张明福搞起了远程交易,通过物流公司发货到哈尔滨,张收到货后,再打钱到汪控制的银行账户,双方累计交易了2万多套。

  和王东祥这边,汪采取现货交易,地点在德政中路工行附近。

  汪少朋是汪的侄儿,他为汪提供了个人账户用以收取货款,“还帮他搬货发货,帮他代收货,和他一起提货。”汪少朋供称。

  记录显示,仅在2011年8—9月,张明福分3次向汪支付货款57640元;2011年11月14日,王东祥向汪德光支付货款14000元。

  不过,汪德光、张明福、王东祥还不是唯一的“下家”。

  张明福透露,他把药盒卖给了孟泛芝、郑海生。“他们收购药盒后会装充药品,再将药品对外出售。”王东祥的“下家”则是北京的路广玉。

  在公安部门的统一行动中,广州方面抓获了本案7名被告人;哈尔滨市公安局抓获张明福,但其他“下家”在行动中未能抓获。

  最高获刑一年九个月

  7名被告人中,王东祥、汪德光均为49岁,已是这一行当的“老江湖”,年纪最小的是李梅,是一名“80后”。

  在法庭上,4名清洁工、护理员对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没有意见,但都请求从轻处罚,理由五花八门:有的说文化水平不高,有的说是农民,不懂法律,有的说家里母亲年迈,孩子年幼需要照顾等。

  李清知、李梅的辩护人提出,没有证据证实二人所收集、出售的药盒是用于生产假药。

  法院认为,张明福的证言已证实他收购来的药盒卖给孟泛芝、郑海生等人,是为了造假药,在7名被告人的供述里,他们也知道这些药盒会用来生产假药。尽管未抓获收购药盒的“下家”,也没有缴获假药,无法对假药进行鉴定,但综合分析收购的药盒要求外观干净、说明书完好无缺、包装盒不能破损,收购药盒种类特定、收购价格畸高等不合常理的情形,法院没有采纳上述辩护意见。

  不过,由于本案所缴获的空药盒及说明书尚未被实际用来生产假药,法院认定7被告人的行为属于犯罪预备,可以从轻处罚。

  法院一审判决,7名被告人均犯生产假药罪,获刑一年至一年九个月不等。记者昨日获悉,一审判决上诉期内,7被告人并未提出上诉,判决目前已经执行。

  记者调查

  有医院还能收到药盒

  连日来,记者暗访了广州近十家医院,发现大多数医院药品外包装管理较为规范,很难回收到药盒,但也有医院仍然存在漏洞,药盒存在无序外流的可能。

  记者先暗访了本案涉及的三家医院,多名清洁工、护理员表示,“卖药盒犯法,要抓去坐牢,有的同事已经栽啦,哪敢再做这个生意”。

  有的医院管理较为规范,清洁工、护理员已接触不到药盒,已有专门的人处理。院方多次向他们重申,私自处理药盒属于违规行为,一旦发现将受到处罚。

  不过,也有医院仍存在漏洞。在一家肿瘤专科医院的地下车库,一位清洁工神秘地告诉记者,仍然有药盒子卖。

  记者当即提出,能否看看现货,这名清洁工几经犹豫,最终答应记者去实地验货。

  记者紧随其后,穿过住院楼、门诊楼,七弯八拐,终于来到院区的一个僻静处。这里是一座小平房,有清洁工在里边休息、说笑。等其他人走开后,她带记者向平房右侧的一个小山坡走去。

  上坡约十多米,发现有一块小平地,几大块油布胡乱叠放,看不出什么异样。清洁工躬身上前一拉,一大堆药盒子呈现在记者眼前。仔细端详,这些药盒破损度不高,种类繁多。

  这名清洁工告诉记者,大的药纸箱由专门的公司收走了,这些药盒是他们悄悄带出来,累积在这里的。“被发现后不得了,医院不允许我们带出来”。

  谈到收购价格,这名清洁工称可以论斤卖,4毛钱一斤。如此来看,她尚不知倒卖真药盒的“秘密”,但通过她,确实可以低价回收到大量药盒。

  追问

  假药利益链缘何始自药盒?

  假药利益链为何要从小小的药盒开始?一位不愿具名的医药界人士透露,“药品厂家的包装印刷技术很成熟,外包装盒、说明书都有相当的防伪技术,制假者如果要仿制,在印刷方面会投入很大的成本,仿真程度还不一定到位。在这种情况下,搞‘旧瓶装新酒’、‘借壳上市’成了最佳选择,买家也难以识别。”

  在该案中,真药盒无序流出医院是其关键,原因主要有两方面:

  一是药品生产商没有建立包装盒回收制度。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、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、鲁南贝特制药有限公司均有复函,称他们从不进行过任何药品外包装盒、说明书、药瓶的回收,也未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回收。信立泰公司方面更是直陈,“所述的回收的相关物品,应为生产和销售假药所用”。

  二是清洁工、护理员们“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”,积极主动收集。从他们的供述看,都知道私自处理药盒属于违规,但为了“赚钱”,还是甘冒风险。

  司法建议

  医疗废弃物管理漏洞要尽快堵

  针对本案,白云区法院专门出具了建议书,提出加强医疗废弃物品管理。

  建议书指出,2003年出台的《医疗废物管理条例》规定,医疗垃圾必须进行集中处理,但《医疗废物分类目录》里面没有包含药盒、说明书等此类物品,致使其易被当做普通生活垃圾来处理。事实证明,空药盒、说明书等物品一旦流入不法分子手中,将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,因此卫生行政部门应引起高度重视,制定关于废弃药盒等物品的处理办法,弥补管理漏洞。

  医院等医疗机构应加强日常监督管理,指定专人负责医疗废弃物品的处理和监督检查工作,加强医疗废弃物品回收处理贮存设施的配备和保障,设置相应的物品贮存间和处置间,对医疗废弃物品进行分类分袋收集处理,能回收的及时回收,该销毁的尽快销毁。建议建立和落实登记备案制度,时刻掌握医疗废弃物品的位置和去向。

  前日,本案的审理法官黄丽娜接受了记者采访,她坦承,在本案中,医院应承担一定的管理责任。“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,医院是知道有不法分子收集药盒制造假药这个情况,院方还给清洁工、护理员开过会,提醒大家注意。但不能因为没有强制性的处理规定,就忽视这个问题,医院更应该知道假药的危害性”。

  有法律界人士表示,药品企业可从生产技术上加大防伪力度,例如针对包装材料回收严重的药品,将包装改为一次性,加大犯罪分子制售假药生产环节和成本。

  案情回放

  本案线索来源于浙江金华“7·20”假药案。2011年11月17日,公安人员对汪德光的住处进行搜查,在屋内发现泰素TAXOL紫杉注射液等药品包装盒、说明书、药瓶等一批。同日,公安人员对宋吉田的住处进行搜查,在其住处发现“立普妥”阿托伐他汀钙片盒等多个品种的药盒1000多个,对刘泳平的医院储物柜和住处展开搜查,找出美罗华利妥昔点抗注射液外包装盒等物品一批,对李清知的医院储物柜和住处进行搜查,搜出药品名为“爱必妥”的白色药品盒及说明书等物品一批。

  策划:谭亦芳 撰文:南方日报记者 黄伟 通讯员 周武和